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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争议和困惑并不止于理论探索。

（2）违法成本和违法利润的混合。行政处罚和保安处分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具有制裁性，二者都会剥夺相对人利益，会科以一定的负价值或不利益。

在权利哲学最受欢迎的利益理论中，利益虽然一直被奉为权利的核心内容，但并不是所有利益都是权利，而只是合法的利益才能被认可为权利。[5]参见谭冰霖：《环境行政处罚规制功能之补强》，《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限于主题与篇幅，本文仅探讨行政没收的性质与对象问题。（3）没收第三人所有物，是指没收未参与违法活动的第三人所有物。对此，如果以金钱系占用为合法理由反驳，没收变卖违法所得的价款，同样也具有制裁性。

对象不同，行为性质迥异。[28]谭冰霖：《环境行政处罚规制功能之补强》，《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最后，针对授权基础的不足予以补足。

警察机关可从商业机构、社会机关调取相关信息。算法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不透明。智慧警务的全面开展，要求对现有的警察法体系进行全面反思和调整。在我国，警察权是法律赋予的实现警察任务的权力，其内涵通过职责与权限来表达。

对此，应当依循授权基础理论对警察法授权体系进行补足，从而顺应智慧警务的发展趋势。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21年第1期。

也就是说，概括授权条款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应当与标准化措施具有一致性。有业界人士认为，我国是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最广泛的国家。算法失误导致公民权利干预的错误。最有代表性的措施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即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调动全社会的力量，采取多种有效手段，消除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

具体到警务活动，警察法规范构成了警察权的授权基础。无论是警察机关直接或者间接采集个人数据信息，还是向其他社会机构、商业机构调取个人数据，均对公民的数据权利形成干预。因此，应当允许智慧警务的实施，以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安全治理。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和法治国原则均要求立法机关纵然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来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但法律规范在对象、措施、范围以及针对哪种基本权利上必须非常明确具体，使公民可以从该规范中明确获知自己应当如何行为。

标准授权条款规定于一般警察法中，授予警察机关频繁行使的干预公民权利的职权。算法黑箱的原因是多重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导致的算法不透明。

对公民权利的干预强度越大，法律明确性应当越高。这是因为，刑事侦查行为与警察执法行为均对公民权利形成不同程度的干预。

例如，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15-18条规定了数据主体的充分知情权、要求更正权、要求删除权（被遗忘权）和限制处理权。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第2条第1款和第6条第（一）项将预防作为人民警察的任务和职责之一。对权利的侵害性越强，授权明确性的要求越高。任务概括条款的意义在于厘清警察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社会权力的边界。尽管智慧警务对于社会安全治理是必要的，智慧警务的实施应当予以一定的限制。第三，规范来源较为分散、不系统、位阶低。

从公安机关的技术手段来看，预防仍然只是通过个案实施制裁，以杜绝违法之侵害。授权基础理论是对警察权授权条款的分类。

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从静态上能够较为准确全面地描绘出个人图景，而从动态上还能一直跟进个人的发展变化，这运用到警务活动中，即形成边沁所言的每个人随时可能受到监视，但每个人却不知道何时受到监视的类似圆形监狱的效果。此外，数据本身的错误也可能导致算法失误。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宪法信息自决权作为执法机构运用数据筛选的边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则将第四修正案中衍生的隐私权作为警察机关运用新兴技术的界限。

任务概括条款无法为警察权的行使提供明确依据，因此其仅得针对不干预公民权利的行为。两种权限区分的标准在于前者针对的是个案中所肇致的具体危害。算法失误，也即算法不正确或者不准确。智慧警务模式下的大数据技术将危险预防变成现实。

一是警察机关直接采集数据。算法黑箱，也称算法不透明。

随着警务模式从情报主导警务转向智慧警务，警察权发生了三个显著的变化。一方面，针对已发生的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警察机关基于数据研判的结果，采取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或刑事等警情处理手段。

从任务概括条款、概括授权条款、标准授权条款和特别授权条款四个维度阐释授权基础理论较为合理。我国警察机关之外的警务活动参与主体可作为被授权者、被委托者、行政助手等参与到执行警务活动之中。

然而，任务概括条款仅提供了警察权行使的界域，却未对干预公民权利提供相对明确的授权依据。传统警务活动的目的在于为已经发现或存在的越轨行为创制监管制度并辅之以处罚和制裁威胁，也就是防止公共安全或秩序之危害。第7条至第19条规定了行政强制权、行政处罚权、盘查权、使用武器警械等具体权限。一方面，大数据技术的运用直接影响公民的数据权利，同时也会间接威胁人格尊严和思想自由。

特殊授权条款既可能被规定在特别警察法规范之中，也即特别职权条款。概括授权条款同标准授权条款一齐规定于一般警察法中。

任务概括条款内规定的警察任务，警察机关应当履行。商业机构、社会机构运行中收集个人身份、肖像等静态信息和运动数据、消费选择、浏览记录、健康状况、生活情况等动态信息。

若从这些条款出发，很难全局性地反思智慧警务模式下的警察法规范体系。人员到位之后，通过破坏日常活动、方式和机会，消除环境脆弱性，进而预防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